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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对纽约跳舞的中国大妈抱憾

2019-06-07 05:11:28 | 来源: 科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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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落公园那里热闹到了什么程度不得其详,倘若是原汁原味的国货,则我们得客观地承认那确是噪音,美国人对分贝的忍受极限可能还更低一些。早几年广州市越秀区在准备出台《人民公园管理规定》的时候,我就写过一篇文字赞同,概因公园实施功能分区管理,“以中轴线白石狮子为界,分为南北两面,北面为静音休闲区,区内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歌舞活动”。赞赏之,正在于其“静音区”的划定,以为在城市里还可以多划一些。而所以如此,广场舞带来的噪音扰民“过”不可没。那个时候老要经过中山大学北门广场,那个地方每晚可用锣鼓喧天来形容。投诉?闹笑话了,对夜间施工的投诉往往也半点用处没有。

美国警方给王女士列出的控罪理由是:“在公园内没理由地制造噪音。”这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,他们觉得没理由,我们觉得正该如此。不过,这个“没理由”的观点倒不局限于美国人,法国历史学家阿兰·佩雷菲特的著作《停滞的帝国——两个世界的撞击》告诉我们,英国人也这么看。那本书讲的是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借给乾隆皇帝祝寿之机,试图建立两国“外交关系”的过程。老马的一个观点即中国人根本不懂乐音,所谓热烈欢迎,就是比赛谁制造的声音大,“好像谁擂得响谁才有价值”,把咱们引以为傲“威风锣鼓”贬得一钱不值。当然,咱们的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对他们滋滋嗯嗯的西洋乐器也毫无兴趣,到他们演奏的时候,“在场的清朝官员们要么聊天,要么四下张望”(引文据王国卿等译本)。现在,纽约发生的这档子事,不知道他们是觉得咱们好欺负,还是真的秉承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信条。倘若是后者,那等于给我们上了一课。

我们在后面这个问题上,任重道远。比方我国《公务员法》第102条明确规定:“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,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,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,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,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。”但不知几人将之放在眼里。中国重汽(香港)有限公司新近迎来了三位独立董事:石秀诗、韩寓群和崔俊慧。单看名字没什么,若看原来的身份,不得了了:前两人分别担任过贵州省省长、山东省省长,后一位担任过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。问题还不在于这3人的“重量”程度如何,而在于细心的人士发现,如果从石、韩自全国人大的离职时间算起,迄今尚未满三年;崔呢?2006年12月从国税总局副局长位置退下来以后,到2008年5月就曾在中国石油任职独立董事,间隔也不到三年。你看你看……

法制类电视节目的结尾,往往会习惯性地说一句:“法律是无情的。”果真我们如此践行的话,这句话纯属多余。报道说,中国大妈们在日落公园十分活跃,引来不堪这些音乐与噪音骚扰的周围其他族裔居民的抗议与抱怨,抱怨升级而至报警。如果大妈们的确触犯了人家的法律,那么这种“人不分老幼”的执法精神倒是可取的,我们只能对自己的同胞抱憾,并希望后来者不要以为国内养成的习惯可以国际上通吃,懵懂懂地在人家那里“以身试法”。 (潮 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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